1969年冬，罗增荣下放到三市公社永泰大队汤西生产队。他是一位上海知青，下放到咱们平江，应该说是下放到他们家的第一故乡。罗纳川，原名罗河林，平江献钟乡人。早年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此后回乡创办小学、农村夜校和纸工学校，开展工人运动。1925年秋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不久，担任中共献钟支部书记。1926年初，领导开展农民运动，在献钟建立起平江县最早的农民协会；夏，被选为献钟乡农民协会委员长，指挥农民夺取反动民团枪支，成立农民自卫队；9月，被调到浏阳县担任县农民协会委员长，并任中共浏阳地方委员会委员兼农民部部长，积极领导浏阳县深入开展农民运动，迅速扩大农民协会组织，建立农民自卫军。1927年夏，任浏阳县工农义勇队参谋长。大革命失败后，参与重建平江县委，任中共平江县委宣传部部长兼东乡特委书记。9月领导献钟农民秋收暴动，不久兼任平江秋收暴动委员会主任，指挥全县四乡暴动队进攻平江城。1928年1月，组织成立平江游击队；2月，主持成立湖南工农革命军平(江)湘(阴)岳(阳)游击纵队，任党代表。3月16日(农历2月15日)，指挥全县20万余农民武装进行了“三月扑城”战斗，攻入平江城内。后因敌人援军开至，遂指挥农民撤出。此举沉重打击了当地反动势力，大大鼓舞了湘东地区革命群众的斗志，为尔后建立发展红军准备了力量。他是平浏地区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是平江农民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不久，担任中共平江县委书记，积极领导全县工农革命军分散开展游击战争。4月在西乡因叛徒告密被捕，在狱中坚贞不屈，坚持斗争,1928年6月1日(农历4月8日)在平江城英勇就义。这位革命先烈就是罗增荣的祖父。罗增荣的父亲罗不光，作为罗纳川的后代，在党的关心下，他和母亲李亘几经辗转至上海。解放后，罗丕光又被安排在上海工作，并在此结婚成家。至1969年罗增荣下放时，罗丕光已有六个子女。除大女儿参加工作、小女儿在校读书外，其他四个子女都下放了，罗增荣和姐姐罗钧华下放平江，另外两个去了新疆。三市公社永泰大队汤西生产队是罗增荣祖母李亘的娘家。罗增荣这位大上海来的、刚刚初中毕业的知青，初来乍到，觉得这里的一切多么新奇，青山绿水，风景优美，空气也新鲜。而且，这个生产队90%的人姓李，是罗纳川遗孀、罗增荣祖母李亘的本家亲人，他们对罗增荣和罗钧华都像客人一样，一家一家地吃派饭，客客气气的。那时候，时任湖南军区副司令吴自立的子女吴东征四兄妹也下放在献钟公社五角大队，罗增荣和他们玩得来，经常结伴到三市中学打篮球。农闲时节，有时候他还要和队上的年轻人去山溪边、鱼塘旁钓鱼，多么快乐自在!不过，罗增荣耳边会经常响起祖母在姐弟俩离开上海时对他们说的那句话：“不忘革命传统，吃苦耐劳献青春。”他也像姐姐那样，认真学习各种农活，不管是在田里，还是在山上干活，总是早出晚归。第二年春插，队上举行插秧比赛，他竟然把“插秧高手”远远地抛在后面，得了个冠军呢。汤西生产队的田土比较肥沃，人心齐，粮食产量高，所以收入高，工值也高，每10分工有0.48元。刚开始三个月，罗增荣每天只有4分工，由于他干活吃苦，半年后每天增加到6分工。毕竟生长在大城市，罗增荣还是在永泰留下了几个笑话。吃了半年派饭后，按规定得另起锅灶，自理生活。另起锅灶，自理生活，最起码得自己做饭；自己做饭，就得准备柴火，也就是说要上山砍柴。他的笑话就是发生在砍柴这件事儿上。第一次上山砍柴，大伙儿为他准备了一双草鞋，但是他拿着这双草鞋，不知所措。罗增荣的姨奶奶站一旁，笑了笑，走过去拿了他的草鞋，手把手教他把草鞋穿上。可是砍柴回来时，他脚上的草鞋只剩下了一只。他一只脚穿着草鞋，一只脚赤着，肩上挑着一担40来斤的柴，脸上还划了几道伤口，样子要多狼狈就有多狼狈。大伙儿看着他，既可怜，又好笑。“上海伢子穿不得草鞋，只能穿胶鞋。”至今，永泰人还记得罗增荣这个笑话。有一天，队上的几个年轻人邀他一起去大山里拾干柴。因为拾干柴要到很远的大山里去，早晨出发，差不多断黑时分才能返回，来回一趟需要整整一天，所以，他们肩上扛着的挑柴戗棍上，必须吊着一个包裹，包裹里装着饭菜。这是他们各人的自备午饭。罗增荣不明就里，对此一点也不在意，认为根本没有必要。有人问他为什么不自备午饭，他拍了拍口袋，回答：“我有粮票嘛。”这是上海知青罗增荣的另一个笑话。好笑吧，他以为山上开饭店了呢。1969年罗增荣姐弟俩下放的时候，“上山下乡”全国一片红，知青们热血沸腾，信誓旦旦要在农村扎根一辈子，可是当他们真的置身于这场革命运动中，历经了一段艰难岁月之后，大部分人的思想却开始动摇起来，返城又成为他们的梦想。罗增荣姐弟俩的选择也不例外。1970年回上海过年时，他们向父亲透露了这种想法。但父亲是一个坚持原则的人，他说：“你们是革命先烈后代，不要忘记革命的光荣传统，留在农村为国家贡献自己的青春，应该无怨无悔。”祖母李亘在孙子、孙女下放时，也说过这样的话，但眼下她觉得，两个孩子年纪还小，应该让他们上学读书。她下了决心，一定要想办法帮他们。待姐弟俩走后，这位年近72岁高龄的祖母，打听到江渭清（此前历任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华东局书记处书记等职）在上海治病，便拄着拐杖找到他，请他给湖南省的领导打个招呼。江渭清望着李亘——昔日亲密战友罗纳川的遗孀——战战兢兢地站在自己面前，他流泪了，答应一定帮上这个忙，请她放心。不久，平江便接到湖南省民政组转达省委书记华国锋(当时已调中央，仍主持湖南工作)的指示，并于1971年5月打算将罗钧华、罗增荣安排至平江氮肥厂。然而，罗增荣姐弟俩的志向是上学继续读书，考虑到他们这种要求，以及同时安排两人难度大，在这年6月，仅仅安排罗钧华参加平江县教师培训班，罗增荣仍然留在永泰。1971年年底，罗增荣的祖母李亘得知福建省委书记谭启龙在上海开会，叫儿子写了一份报告，又拄着拐杖找到谭启龙。谭启龙是江西永新人，也是革命初期罗纳川的亲密战友，而且在省农会干训班时和罗纳川同期入党，都是农会特派员。像江渭清一样，他了解战友这位遗孀的家庭遭遇，十分同情。他仔细看了她这份报告，然后挥笔给仍在湖南主持工作的华国锋写了一封信，大意是罗纳川为革命献身，他的多个孙辈都已下乡，而作为革命先烈的遗孀，她身边需要亲人照料，请华国锋酌情照顾罗增荣的问题。1972年春节过后，罗增荣拿着谭启龙的信来到了长沙。最先接待他的是华国锋的秘书。秘书看了谭启龙的信，一会儿后，摇通华国锋的电话。华国锋答应接见他。于是，秘书带着罗增荣来到华国锋的办公室。这时，华国锋正在伏案办公，他从办公椅上站起身，见罗增荣站在沙发旁边有些拘谨，冲他挥挥手，让他坐下，然后泡一杯茶，满脸笑容向他走过去。“去年我给省民政组打过招呼，据说平江已把你安排到氮肥厂，是吗？”华国锋说到这儿，从秘书手里接过谭启龙的信，认真地看了起来。华国锋抬起头，笑吟吟问：“为什么？当工人也光荣嘛。”罗增荣说：“我文化低，想去学校读书，多掌握一点本领。”华国锋看完信，拍拍罗增荣的肩膀：“好啊，到底是革命后代，好学上进，多读书，增强本领，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贡献。”1972年油菜花开时，永泰大队迎来了两位平江县生产指挥组的干部。这年9月，罗增荣被推荐到岳阳师范学校就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