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甘肃兰州，一部以“羊皮筏子赛军舰”为核心意象的陇剧《大河东流》，将抗战时期西北后方的隐秘历史与黄河儿女的家国情怀熔铸为舞台诗篇。这部由甘肃省陇剧院精心打造的作品，继2024年10月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参加“与时代同行 与人民同心”——新时代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后，又入选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于9月17日至18日亮相北京长安大戏院。这既是对其艺术水准的高度肯定，更让这部扎根甘肃抗战史的作品，有了向更多观众传递陇原抗战记忆、弘扬抗战精神的平台。
该剧创作深植甘肃抗战历史，以20世纪30年代末兰州筏客子为叙事主体，展开跨越家族恩怨、民族存亡与女性成长的画卷，填补了抗战文艺西北后方的叙事空白。
《大河东流》剧照 甘肃省陇剧院供图
题材的多元交织
黄河意象与地域叙事的交响
《大河东流》的题材构成呈现复合型特征，将黄河文化、甘肃地域特色、抗战历史与家族伦理融为有机整体。开场的“黄河号子”唤醒地域记忆，贯穿全剧的羊皮筏子承载生存与抗争，金城关、铁桥的舞台化呈现勾勒兰州地貌，“地游子步”“风摆柳”等陇剧身段程式，让黄河的刚劲与灵动跃然台上。
甘肃地域文化的植入让剧作充满烟火气。兰州方言的巧妙点缀、“灰豆子”“甜胚子”等本地美食的自然穿插，以及融入剧情的西北“花儿”唱段，构建出鲜活的地域文化图谱。欢快的“花儿”与陇剧“嘛簧”形成多声部合唱，既展现兰州民俗魅力，又以音乐语言推动剧情。
抗战题材的书写则跳出宏大叙事，聚焦筏客子这一群体，展现他们在日军轰炸、物资被毁、家族纷争中的挣扎与觉醒。刘记与王记因货源结下的十年宿怨，朱槐花与小叔子的权力博弈，婆婆刘杨氏对儿媳的误解……都在“保物资、抗侵略”的共同目标下逐渐消解，最终在民族大义面前实现和解。这种“以家见国”的叙事，让抗战精神从宏大概念落到个体选择，更显真实可感。
抗战书写的独特视角
西北后方的历史重述
《大河东流》对抗战历史的书写以史料为基，重构了西北后方的战略价值。剧中，兰州是国际援华物资运输的关键枢纽，苏联援华物资经此转运的情节源自真实历史；羊皮筏子这一核心意象，更是对甘肃人民参与抗战的艺术提炼——它既是筏客子的生存工具，也是运送物资的“水上通道”。剧中“剖肝沥胆肩比肩，同仇敌忾护山川”的唱词，将其升华为中华民族坚韧抗争的精神图腾。这种“民间智慧+战略价值”的叙事，让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具体的地域注脚。
剧作对甘肃抗战细节的还原，也凸显了史料与艺术的融合。日军空袭场景的设计，参考了兰州遭轰炸的史料记载；朱槐花目睹货物被毁、儿子牺牲的情节，则以个体悲剧折射民族灾难。当她擦干眼泪喊出“誓将木筏化战船”时，个人悲痛已转化为抗争力量，让观众在共情中理解“抗战为何必要”。
女性书写的深度开掘
三代女性的精神突围
《大河东流》的女性书写突破传统戏曲形象，以三代女性的成长，让抗战精神有了更细腻的人文表达。
核心人物朱槐花的形象充满复杂性：作为筏客栈女掌柜的她曾因家族恩怨想复仇，却在民族危亡前选择放下私怨、共赴国难，成为普通女性在抗战中觉醒的缩影。
婆婆刘杨氏代表传统伦理的坚守者，她对朱槐花的误解源于对家族荣誉的维护，“妇道”观念与儿媳的现代意识形成冲突。但在目睹日军暴行、看到儿媳为运输物资奔波后，她逐渐放下偏见，最终支持儿媳的选择。这种代际观念的碰撞与和解，让女性形象超越个体，成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家族私念与民族大义碰撞的载体。
年轻一代的王若兰展现了更彻底的觉醒。作为王记筏客栈掌柜之女，她不顾家族仇恨，与刘记的刘金城相恋，并以爱情推动两家和解，象征着年轻一代对“家国大于私怨”的认同，也让抗战精神的传承有了年轻化表达。
艺术创新与文化使命
陇剧的现代性转型
《大河东流》在艺术上的创新，为陇剧现代转型提供了范本。音乐上，该剧突破传统陇剧“一唱众帮”的“嘛簧”形式，引入多声部合唱与交响化配器，比如“祭河神”段落，合唱的厚重与管弦乐的激昂交织；表演上，将“侧身摇晃”“地游子步”等陇剧程式与现代舞蹈语汇融合，在羊皮筏子运输场景中，演员的身段既还原筏工的劳作姿态，又通过舞蹈展现出“与浪搏斗”的张力。
地域文化符号的创造性转化更显巧思：兰州太平鼓在“祭河神”段落中既是祭祀道具，也是鼓舞士气的“战鼓”，鼓点节奏随剧情推进从沉稳转为激昂，暗合抗争情绪的升温。黄河水车通过光影变幻呈现在舞台背景中，叶片转动间象征时代流转、历史滚滚向前。
作为甘肃省陇剧院推出的“黄河三部曲”系列的第二部，《大河东流》不仅承担陇剧传承使命，更以“挖掘甘肃抗战史料、践行伟大抗战精神”为己任，将西北后方的抗战故事纳入国家叙事体系，让黄河文化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精神纽带。当“擎起剑桨过滩险，乘风破浪勇向前”的唱词在舞台回荡时，这部剧早已超越“再现历史”的范畴，成为让抗战精神在当代焕发生机的生动实践。
稿件来源：中国文化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