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我们站在时光长河的此岸，回望80年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那一刻，那是无数先烈用热血铸就的辉煌。在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有一支特殊的队伍，宛如一颗璀璨星辰，在历史的天空中闪耀着独特光芒，他们就是孩子剧团。
1937年8月13日，日军的铁蹄无情地践踏上海，大规模的进攻让这座繁华都市瞬间陷入战火的深渊。学校被战火吞噬，沦为战区，难民如潮水般涌动。许多孩子失去了温暖的家，被迫走进难民收容所。但他们小小的身躯里，跳动着的是不屈的灵魂。没有泪水，没有悲伤，只有满腔的愤恨。他们不甘于命运的摆弄，自发地聚集起来，用自己的方式为抗日救亡贡献力量。他们稚嫩的歌声，在废墟中响起。他们娇小的身影，穿梭在街头巷尾，用演讲、唱歌、演戏，向人们诉说着抗日的决心。
1937年9月，在临青中学19岁教师、共产党员吴新稼的引领下，孩子剧团正式诞生。这些孩子，最小的仅仅8岁，最大的也不过十几岁。他们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戏剧训练，没有资金，甚至连一个固定的容身之所都没有。可他们凭借着最纯粹、最炽热的爱国热情，勇敢地踏入了中国剧坛从未涉足的儿童戏剧领域。正如图书《孩子剧团从上海到武汉》序言中所写：“孩子剧团，一群孩子，没有专才，没有钱，什么也没有，然而他们却在尝试着中国剧坛所不敢轻易尝试的，也可以说全世界认为很神秘的儿童戏剧。”
随着上海战局愈发严峻，孩子剧团不得不踏上撤离之路，开启了他们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宣传长征。从上海出发，他们一路风餐露宿，途经江苏、河南、湖北、湖南、广西、贵州，最终抵达四川。上海到武汉，行船只需3天的路程，他们却艰难地走了50多天，穿行1000多公里。一路上，破庙、戏台、柴火堆成了他们临时的栖息之地，每天的食物，常常只是一小碗冷饭和几根腌萝卜丝。但这些困难从未让他们退缩，每到一处，他们就用歌声和戏剧，为逃难的难民带来希望，唤醒民众沉睡的抗日热情。当他们历经千辛万苦抵达武汉时，党组织派来的同志早已在站台等候。那一刻，孩子们心中积压的委屈、疲惫与感动，化作了眼眶中滚烫的泪水。
在武汉，他们的宣传活动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邓颖超同志受党组织委托，亲自前来看望他们。1938年1月30日，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为孩子剧团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会。周恩来同志在会上勉励他们：“儿童是社会力量的一部分，是抗日斗争的一支小生力军，你们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这些话语，如同一束光，照亮了孩子们前行的道路，给予他们无尽的力量。
然而，战争的阴霾并未散去，随着武汉形势的紧张，孩子剧团继续转移，来到了山城重庆。在这里，他们以山城为根据地，在四川省境内及长江、岷江、嘉陵江沿线，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无论是舞台、广场，还是工厂、村头、兵营，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都成为了他们宣传抗日的“战场”。他们巧妙地运用凤阳花鼓、民歌、金钱板、三句半等民间艺术形式，将抗日的思想传递给每一个人，深受当地人的喜爱和欢迎。在重庆抗建堂，他们演出的五幕活报歌舞剧《法西斯的丧钟响了》、六幕抗战儿童剧《乐园进行曲》、六幕童话剧《秃秃大王》等剧目，引起了空前的轰动，为儿童抗战剧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值得一提的是，孩子剧团首次在重庆唱响了《黄河大合唱》，由团员严良堃担任指挥，后来，严良堃成为了著名的指挥家。他们的演出，如同一把把火炬，点燃了民众的抗日斗志，也为抗战文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1940年秋，郭沫若、于立群及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部分工作人员于重庆市郊全家院子与孩子剧团团员合影
1941年，孩子剧团在重庆演出六幕儿童剧《乐园进行曲》
孩子剧团的抗日宣传，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1937年11月，上海《救亡日报》报道：“在孩子剧团街头宣传现场，我们听了兴奋极了，人民是爱国的，中国是不会亡的！”一位老奶奶在离开宣传现场时也感慨道：“孩子们都这么明白，中国亡不了的！”这些质朴的话语，充分体现了孩子剧团抗日宣传的深远影响。
可是，随着“皖南事变”的发生，局势急转直下。1942年9月，孩子剧团被迫解散。从成立到解散，仅仅5年时间，他们却跋涉了两万多里，足迹遍布7个省市，成为抗战时期少年儿童抗日救亡宣传队伍中跋涉距离最长的一支。
孩子剧团虽然解散了，但他们的精神，却永远地留在了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正如茅盾先生所言，他们是“抗战血泊中产生的一朵奇花”。在中华民族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危难时刻，他们用文化抗战的独特方式，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今，孩子剧团的老团员们大多已离我们而去，但他们的精神，依然如同一座座灯塔，激励着我们奋勇前行。
在抗战胜利80周年的今天，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那穿越时空的童声，依然在历史的长河中回响。让我们铭记这群在战火中用童声播洒希望的孩子，铭记他们为民族解放所作出的伟大贡献。他们的故事，将永远被传颂；他们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砥砺前行，永不放弃。
